大专生的“使命感”

By 清风（星洲日报:1996年7月22日）

近年来，大专生的动向一直是社会评论者关注的对象。然而，出现在言论版上有关批评大专生的文章，却似乎是贬多于褒。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大专生是社会的栋梁”、“族群的未来”、“时代的眼睛”、“社会的良知”等诸口号，一直以来是大家耳熟能祥的。社会国家民众对大专生的期许也一一展现在上述口号中。久而久之，社会群众就为大专生塑造了一个大专生应有的形象。至于后进的大专生，也就这样茫茫然的循着前人的路扮演一个大家所要求的“理想”的“大专生”。

“使命感”，一个对大专生而言并不陌生的附加名词，是社会赋予大专生的代号，更是用以衡量大专生素质的标准。这意味着，拥有“使命感”的大专生，被视为有理想、有抱负、有着满腔热血并能被委以大任的有为青年。反之就成了被唾弃的一群，徘徊于被社会肯定的边陲。

但是在这所谓“使命感”的促使下，许多大专生往往做出一些连自己也不明所以的事情，为的只是迎合大众的要求与喜好，做一个社会所公认的“标准大专生”。以大专生下乡服务为例，到底意义何在？在70年代，大专生的下乡服务，都是走在农民的行列里，融入他们的生活环境，对他们在生活上遇到的困境感同身受，且尽力为他们解决问题。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这种下乡服务的本质已慢慢被异化，取而代之的却是变相的下乡服务。参与服务的大专生，有者在抵达目的地后，只顶着大专生高高在上的身份，循例的拜会各户人家。所以连一个有“实质”的报告也写不出来，反之只是劳民伤财。这种所谓的下乡服务，到底意义何在？

在“使命感”的感召下，所谓有“使命感”的大专生，总不愿落人之后，纷纷在校园内办起各式各类的大型活动，声音越响越能引起注目的活动越是办活动者的最爱，但往往在探究其内涵与意义时，却是教人摸不着头脑，充其量只是“为了搞活动而搞活动”！

而针对以上现象，好些社会评论家已多有提及，在报章上评论有关大专生的使命感，且一针见血的命中要害。反观众人眼中有“使命感”的大专生却仍能保持沉默，或是沉醉于自我吹胀的“使命感”里，这是否又意味着什么？

违建区继续存在的原因

供稿：朱信杰，RAKAN senior， 2000年12月30日（社区之友创刊号「拉杆」）

在违建区矛盾点爆发前，违建区会一直享成太平盛也。

我们在60年代走向政府中央集权，内阁只沦为部长交、改报告的场所，首相署才有真正的国家策划与监督单位。地方议会选举的取消不只让中央政府的权利更大，地方政府的权利更微不足道；整个政治文化从此被扭曲，黑箱作业更在法律不公正和政经正式挂钩（新经济政策、国家公司化）已经成为我国政经操作主流。一个地方的发展固然由地方议会的专人策划，然而真正“发展权”却在执政党政客手中。通过建立官府（议会）和商界中的朋党网络，地方甚至国家已由这个人治国家的神话领袖随性发展。

因此，当违建区的形成是为了让某政党换取在都市选票的方式。这样的政治背景成了有利的必要条件。即使这种政治文化促使贪污文化的盛行，执政的政党依然会不惜一切成本维护文化霸权政经挂钩的体制。违建区是在国家（巫统）的号召而形成，它的政治结构自然也相似极了。违建区的领袖成了政党支部领袖，违建区领导阶层便是政党支部委员会。这种结构的形成一方面是知识水平偏低的违建区方便地承继了封建体制，一方面是相信因此得到该政党的政治当然保障。

这样政治结构的诞生是基于违建区形成的居民教育文化水平，形成的政治背景和国民独立后半成熟的政治权利意识。它的长存是有赖于这不受监督的政党内的政客极力维护政体的精神。政党在未想发展该违建区之前，每届大选都极力承诺村民会协助争取地契以及其它设施。一般居民在内疚心的作祟下，没有极力催促政党。更重要的是政党在文化霸权底下歪曲了村民民主参与的精神，使到村民只一味期待政党会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使到政客们一次又一次地一滴又一滴地满足村民的诉求，而不愿意彻底协助解决村民居住的问题。这种思庇，待从政治模式长年来不但更加巩固我国的政治霸权，并且促成村民被动的政治参与文化。

从城市工业化的角度来看，违建区居民提供了庞大的劳动力。因此，违建区居民大部分为劳工阶级。我国的劳工运动的退化发展，进一步塑造了违建区劳动阶级民主人权意识低落。因此，违建区居民在收入有限下，不只开拓了土地建了房子，有些更在政治现实蒙蔽下花了不少心血在土地上。违建区居民又在城市的角落自己建构了低消费的基本经济活动。此外，他们也负起了本身治安责任。总之，违建居民多年来别于城市中心的制度，而留恋于这种文化之中。再加上违建区一些贫穷文化的出现，违建区居民在经济上没有提升经济的阶级的能力和意愿。

违建区就在这些政经条件的默许下，多年来在我国都市树立不倒。究竟这些条件是否可以被改变？怎样改？这便是全体良知儿女的共同问题！

与大专友人们分享：“城市贫穷者的心声”

by 李秀华，马大城市贫穷课题研究硕士研究生（社区之友存档，1997年）

于一九九七年十月五日，大约四百名来自十三个新山各区的城市开拓者（Peneroka Bandar）聚集于新山人民屋（Rumah Rakyat SEDC）。这些皆是受到现今新山城市发展之下被逼搬迁的城市开拓者（许多人称他们为“非法木屋”居民）。

正当城市更迅速朝向繁荣发展，许多贫苦低下阶层工人却面对另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屋子被拆及逼迁的恶运。由于许多贫苦工人收入低微、物价高涨、廉价屋僧多粥少及房屋市场的许多“贪污”情况下而无法拥有屋子。因此，在逼于无奈之下唯有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建屋（法律上的定义）。许多人在城市居住了近三十年仍无法拥有土地权，虽然他们早期在荒芜土地上建立了许多美丽的甘榜家园，这为千千万万的工人阶级提供了基本的住屋需要。

在1970年后，政府大力鼓励更多居住于郊区的贫困农民前来城市（新山）为城市发展而服务及改善生活。这些迁移的农民便是后来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许多廉价劳工以及成为执政者的忠实支持者。不过，三十年后当城市发展更趋繁荣之际，他们却仍然无法拥有合法土地权及“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生存需要。

最令人玩味的是，每届大选来临之际，据许多被逼搬迁的城市开拓者来说，政府曾许了给予人民土地权的承诺。不过，每次大选后即有宛石沉大海。往往实现的却是要搬迁的通知信。不过，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及不受逼迁，许多甘榜都成立巫统分会以期望通过党的关系为他们争取土地权。许多城市开拓者曾向柔佛前三届的三位大臣提出需要房屋及土地权的诉求。不过，一切并未实现。如今，他们还是被告知是“非法占地者”及必须搬迁。

另外，来自吉隆坡的几位城市开拓者也来向新山区的友人分享他们争取土地及屋子权利的看法。他们提出了拥有房屋是大家的基本人权。政府应该照顾人民的基本生活权利。他们并不反对发展。不过，发展应是大家共同分享而不是为一小撮人的利益。发展商为了利益而罔顾建造廉价屋的社会责任。不过，政府也不负起承建廉价屋的责任。政府曾提起国家没有钱建屋。不过，我们却有很多资金花在承建许多无谓的“巨霸发展”计划以向国际社会炫耀大马的经济成长率。

根据许多城市开拓者，他们为城市发展的贡献应受到肯定。他们不是“非法木屋”居民，他们是政府鼓励前来城市发展的贫苦工人及城市开拓者。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经由工人群众用劳力筑建起来的。不过，最令人失望的是，当他们被逼迁之际要求合理与公平的对待及谈判时，往往却受到各方的无理对待。政府机构如警察、镇暴警察、土地局法律及市议会皆会为了发展商的利益而压制人民。他们当中曾有被逮捕不下十次的经验，只因他们要求合理及公平。争取土地权利及屋子并不是罪犯，为何警察要逮捕他们及保护发展商的利益？

曾有妇女在怀孕七个月时被无理扣捕。后来，孩子出世后的七个月，也一起与母亲再次进牢。此种例子不胜枚举。

这一切使人民开始反思“发展为了谁？国家经济成长率的意义何在？成长率的成果分了给什么人？人民选出来的政府到底为谁服务？

我在聆听他们的种种问题后，心里有太多的遗憾、做为一名大专研究生，想起了许多仍在校园内沉睡的大专生及现今大专教育的内容。

想想，有多少城市规划学、社会人类学、工程学等有关城市科学系的同学及学者们曾认真地思考及明白贫苦群众所面对的问题及如何通过所学的知识帮助人民解决问题？

这才应是关注城市发展的大专生及学者应给予关注的却常被忽略另一面。

愿与诸位大专友人们共同思考及共勉！

最可怕的一种贫穷

来源：社区之友创刊号「拉杆」封面， 2000年12月30日（转摘自：德蕾莎修女）

有一天，我造访修女们所服务的老人收容中心。这里的硬体设备相当不错，可说英格兰内数一数二的建筑物，而且中心内放置了了各种美丽、珍奇的物品；不过，这里的老人没有人脸上挂着笑容，所有的人都是瞪大双眼，直蹬着大门。

我问负责这个中心的修女：“他们为什么都是这副模样？为什么脸上都没有一丝笑容？”

以我来说，我一向注意别人脸上是否挂着笑容。我认为，一个微笑会引动另一个微笑，一份爱会产生另一份爱。

这位修女回答：“这些老人每天都是这副模样。他们总是盼望着有人到这里探视他们，因为他们实在太寂寞了。他们一天又一天等待，一直瞪着那扇大门。可是，始终没有人来探视他们。

在当前的社会中，穷人随处可见，不过最贫穷的人应该是那些不被别人关爱的人。所以，若是遭到别人遗弃，可说是一种“极可怕的贫穷”。

贫穷可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可层面。也因此，我们可以轻易找到穷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的左邻右舍，也可能住在遥远的地方。

他们或许非常渴望有片面包，也或许十分期盼有份友谊。他们的需求有可能是衣服，也有可能是希望感受到别人的爱，从而丰富自己的心灵。

他们还可能期望有一栋砖块和水泥盖成的屋舍，以为栖身之处，但也可能盼望别人把这个收容中心“谨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