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是穿着捍卫工人权益的T-恤，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示威队伍里，担当和警方谈判的角色。他身材略胖、脸上胡须盘纠，眯眯眼笑时活像个圣诞老人。他是阿鲁茨万（Arutchelvan），一个与贫困工人阶级同在的人权斗士，认识他的人都叫他“阿鲁”。
阿 鲁茨万（左图）曾任马来西亚人民之声（Suara Rakyat Malaysia）协调员11年，现在是社会主义党总秘书，无论身在人权组织还是政党，他的关怀对象始终如一。问他为何关心工人阶级，阿鲁茨万说：“像我 这样的人，我们与国家较穷苦的一群共同斗争。工人阶级占国家人口的绝大部份，是他们造就我们的国家。如果你相信公正，那么你就是相信财富应该均匀分配。”
今年40岁的阿鲁早年在马来西亚国民大学求学时就已把触角伸到园丘，关心遭资本家剥削的工人阶级。生于小康之家的阿鲁，求学时期从没去过印度人聚居的园丘，也没有政治意识，他对工人阶级的关怀，始于对自身族群的怜悯。
求学期间办活动遭刁难
意识到印裔族群悲惨的命运，1987年就读大学一年级的阿鲁和一群大学朋友兴起走入园丘，帮助印裔园丘工人的念头。他说：“我们想在园丘里办医疗营，让一些医生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这个单纯的念头换来的是学生事务处的问题轰炸。你是医学系学生吗？为什么要在园丘里办医疗营？为什么要去园丘？你到过园丘吗？为什么你不帮原住民、不帮马来人？园丘工人真的需要帮助吗，你先做个调查证明给我看。学生事务处摆明存心刁难。
首 次遭权力单位刁难的阿鲁没有被障碍打败，反之遵照指示开始策划问卷调查。势单力薄的几个小伙子向学生组织求援，却碰了一鼻子灰。遭到拒绝的阿鲁心想：我们 只是要帮忙穷人，为什么就连帮助人也这么难？锐气遇挫的阿鲁最后作了生平首个反抗体制的决定：绕过官僚体制，与朋友自掏腰包到园丘考察。
园丘的实况超出他所能想象的地步，阿鲁说：“到园丘去帮忙之后，我们才明白为何园丘工人会酗酒。那种体力的操劳让你回到家后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喝酒麻醉自己。”
震惊于贫穷实况
阿 鲁和朋友身上的衬衫、领带、皮鞋和手中拿的调查问卷，都距离现实太远了。他回想：“我们走到河边的一间屋子，屋子很小，人们叫千万别开门，但是我们还是把 屋门打开。我们一打开门，发现里面住着好大一家人，大概是八个人左右。屋子的地面是泥土，屋内只有两条挂衣服的线，没有任何家具，一些女孩看起来不够衣服 穿。”
他继说：“这个家庭的父亲已经离家，由母亲单独承担。母亲在园丘工作，一天只赚三元，因此一家人一天只吃一餐。园丘工人的贫穷实况，令我非常震惊。”悲惨的画面从此把他和工人的命运紧紧系在一起。
1989 年，他和朋友们成立印裔大学生福利委员会（Jawatankuasa Kebajikan Mahasiswa India），组织国大的印裔学生到园丘做福利工作，特别是免费给孩子补习。他说：“我们没有向校园组织申请注册，因为我们认为，做社会福利工作是无需合 法的。”
了解园丘工人的困境之后，阿鲁愈加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薄弱。他说：“我们着眼于提升园丘孩子的教育水平，但他们就连三餐也不饱足。后来我们发现到，真正的问题是工人的待遇太差，工人必须先有更好的薪金待遇，孩子的教育水平才可望提高。”
科学哲学家科恩（Thomas Kuhn）所说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发生在阿鲁身上。意识到贫穷是一切问题的根本，他开始从提供福利工作，转而寻求政策和制度上的改变。
被警方逮捕超过14次
1990 年，一群印裔园丘工人罢工向园主施压，园主转向巫裔工人和外籍劳工招手。令阿鲁动容的是，巫裔工人与印裔工人站在同一线上，拒绝接受园主的招聘。自此他体 认到，贫穷没有种族之分，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当中的穷人都有着同样悲惨的命运。此一体认，开阔了他的斗争路线。从只关心印裔同胞，阿鲁把目光放到广大工 人阶级。
1992 年离开国大后，阿鲁全情投入人权工作。他先是发起了社区发展中心（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er），关注各种与工人命运攸关的课题。2001年，他又参与筹办了受压迫人民阵线（Jaringan Rakyat Tertindas，简称JERIT），积极争取工人权益。1995年，阿鲁投身人民之声，开启人权征途上的另一个旅程。
阿鲁的热情、号召 力、感染力和冷静的处事态度，令他成了大大小小示威、情愿、抗议、罢工活动的总指挥。有他压场的地方，与警方交涉的工作通常会落到他身上。由于长期关注人 权问题，阿鲁的法律知识比一些年轻律师还强，当他挡在木屋前以流利英语说起市议会拆屋的程序，市议会官员也百口莫辩。
镇压示威是我国警方惯常的动作，身为示威常客的他已视进出警察局为家常便饭，迄今参与过逾百场示威的他已在示威现场被警方逮捕14次，其中一个被逮捕日子还是他的生日。
问他为何要带领斗争者走到街头，他说：“当人们走上街头，他们感觉更有力量，也更有自信。我们不要站在人前，也不要站在人后，而是要站在人旁，与斗争者肩并肩。我们的主要想法是，我们要给他们力量，而不是利用他们，这一点我们必须非常小心。”
无惧被内安法令扣留
虽然曾被逮捕多次，比较起遭政府以《内安法令》扣留好几年的异议份子，阿鲁还是幸运的。如果下一次幸运之神远离他，他该怎么办？
也是“废除内安法令联盟”（Gerakan Mansuhkan ISA，简称GMI）创办人之一的阿鲁说：“既然已走到这个地步，我就准备好被政府援引《内安法令》扣留。现在一直往前冲，被扣留也好，可以停下脚步读书、做运动减肥。”
真的可以这么轻松看待？他语气坚定地说：“可以，我想我已经准备好。”
生日当天被警方扣留时，阿鲁的支持者在警察局外唱起生日歌，暖和了冰冷的铁窗。他知道，纵使被当权者扣押，外头仍有许多与他怀抱同一信念的人在等着他。
阿鲁与工人阶级共进退，换来政府的打压。他没有时间怨怼，只有持续斗争的信念；为了从体制上改善工人的权益，他去年离开人民之声，出任社会主义党总秘书。
社 会主义党诞生自1995年的全国大选。根据阿鲁，工人相信参政可以改变工人的命运，可是许多工人既讨厌执政党，也对在野党没有好感，因而催生了自创政党的 念头。1996年的一场会议上，全体与会工人皆赞同成立政党，可是工人欲以“社会主义”为党命名的想法与社运人士相左，最后社运人士尊重工人的决定，以 “社会主义党”为这个新生的政党命名。
社会主义党早在1998年4月30日已向社团注册局申请注册成为合法政党，不过，社团注册局在1999年9月23日否决了社会主义党的注册申请。结社自由遭否决的社会主义党后来入禀法院法院寻求公道，可是高庭和上诉庭皆相继驳回了该党的申请。
或会参加来届大选
由于非合法政党，社会主义党在1999年和2004年大选中披在野党党旗上阵。两届大选皆铩羽而归的社会主义党计划再度出战来届大选中，原先初抗拒竞选的阿鲁大方向《独立新闻在线》披露，他或在来届大选中竞逐加影或首邦市州议席。
工人结社成为禁忌、工人权益持续遭剥削、马币900元最低薪金的诉求遭漠视、居者有其屋的口号沦为天方夜谭，多年的努力换来的是原地踏步的政治环境。阿鲁有权利泄气，可是他没有。他说，他爱这个国家的人。
至于国家爱他吗，他笑答：“我想这个国家的人爱我，但是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政府却用很多法律控制我们。由于我们经常反抗政府，我想政府不怎么喜欢我们。”
在这个到处挂满虚伪面孔的国土上，政治人物一边高喊爱国口号、大摇国旗，一边蚕食公帑已是常态。阿鲁没有摇旗呐喊，他选择身体力行。为了减少工人的苦难，阿鲁甘心住廉价屋、过简单粗糙的生活。
他一脸满足地说：“买越多奢侈品，就有越多工人被剥削，因此我维持一个简单的生活。与工人比较，我想我已经非常幸运了。”
来源：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4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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